9月12日，《两份档案，记载同一姓名：曾先吉是曾先吉吗？》一经发布，“石城曾先吉是大渡河勇士”的话题，瞬间引爆网络。

　　带着这份猜想，连日来，由赣州市融媒体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等媒体记者组成的寻访小分队，随赣州市“寻亲代表团”来到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代表团中，有烈士的后代，有红色文化研究者，有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还有闻讯加入的热心市民，他们希望通过此行挖掘更多鲜为人知的英烈故事，缅怀和致敬长征英魂。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陈列着1935年5月30日红一军团出版的《战士报》，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随行的石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廖成斌看着报纸，对记者说起一段经历：在获得曾先吉疑似强渡大渡河勇士的线索后，他们专门登录了中华英烈网。当“曾先吉”三个字输入、检索结果跳出的瞬间，他几乎不敢相信——只有一个曾先吉！

“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就这么一个名字吗？没有相同的名字吗？其他地方没有吗？”廖成斌说，他们又分时段、分区域反复查询了三遍，发现确实只有曾先吉一人，没有重名的。

　　中华英烈网这样记载：曾先吉烈士，男，1905年出生，籍贯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观下乡（今琴江镇），1934年在北上长征途中壮烈牺牲，1957年12月29日被评定为烈士。

　　查询过中华英烈网的，不止廖成斌一人。最早为本次寻访抛出线索的石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石城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春阳也查过，检索结果同样只有一位“曾先吉”。他告诉记者，中华英烈网收录的，是全国各个县（市、区）民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反复核对、逐级上报的烈士名单及事迹，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其中，石城县四千余名烈士的名字和事迹，正是由他整理上报、逐级审核后录入中华英烈网的。

　　除了中华英烈网，石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陈春阳还反复核对了由江西省民政厅先后于1951年、1955年、1977年、1981年调查摸底编印的《江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均只有曾先吉烈士一人。省级英烈名录、全国英烈大数据双重印证，排除了重名的可能，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这一判断：石城曾先吉烈士，极有可能就是强渡大渡河勇士曾先吉。

　　同样关注此事的，还有赣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的肖力民。2025年7月，赣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曾联合赣州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个部门，发布寻找大渡河勇士倡议书，并梳理到“石城曾先吉烈士是大渡河勇士曾先吉”的线索，第一时间将线索推送至石城县人武部。石城县人武部迅速联动县史志研究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县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组建军地联合调查组，通过查阅档案、英烈名录等原始纸质资料，走访曾先吉后人采集口述史料，全面开展考证。调查组初步认为：石城籍烈士曾先吉，是强渡大渡河勇士之一的可能性很大。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左三）在宁夏与红军合影，其中有强渡大渡河勇士。（资料图）

1935年5月25日，大渡河畔浪涛翻滚、枪火交织，生死考验近在咫尺。孙继先率领十七勇士，驾着翘首木船，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强渡，以血肉之躯冲破天险绝境，为中央红军摆脱险境、继续北上打开了通道。

　　得知记者来寻找赣南籍“大渡河勇士”时，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说：“受限于动荡的战争环境，勇士们当年的战斗经历和战后去向，因史料不全无从查找。除了一个完整的勇士名录，我们也没有更多的信息。”

　　寻访中，当年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船工韦崇德的后代韦蛟说，父亲曾问爷爷：渡河的红军从哪里来？爷爷回忆，大部分都是江西人。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安顺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李希林也说，只听老一辈的人讲，勇士中有很多江西人，具体是哪里人就不清楚。

　　如今，硝烟已散，江水依旧。从赣州石城到雅安石棉，从琴江河边到大渡河畔，曾先吉烈士后代曾卫彬俯身拨动河水，拾起几块石头，小心包好，准备带回老家——这是从爷爷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取回来的。他说：“这次来到强渡大渡河纪念馆，虽然没有找到太多曾先吉爷爷的资料，但心灵上深受震撼。无论爷爷是不是大渡河勇士，在我心中，他都是勇士，都是英雄，都是值得后人永远记住的名字。”

　　从泛黄的报纸到尘封的档案，再到实地寻访，这段跨越时空的追寻，不仅是为了确认一个名字，更是为了让那些“北上无音讯”的忠魂被铭记，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继续传承。

　　北上寻音讯，再远，也要找到你。（记者明心武 袁源 傅启观 胡瑾 刘晓慧 刘瑞岚 黄庭赟）